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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失控和共鳴
      ——《克拉拉與太陽》中的技術理性批判
      來源:《外國文學動態研究》 | 時間:2022年08月03日

      文/劉可

      內容提要 在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中,人工智能和基因編輯技術帶來的諸多問題反映了工具理性和技術崇拜的弊端。作家從機器人的視角出發審視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惡果,理性的自負和社會的不斷加速使世界面臨失控的風險,進而造成社會階層的撕裂和人的異化。通過小說,石黑一雄一方面向世人揭示技術理性的有限性,警惕技術拜物教和科學主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條以復歸原始思維和重建共鳴關系為特征的人性救贖之路。

      關鍵詞 技術理性 加速 失控 共鳴 石黑一雄 《克拉拉與太陽》

      《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的第八部小說,也是他繼2015年出版《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時隔六年的新作。該作延續了他以往作品對記憶、身份和人性的拷問以及對科技文明的反思。事實上,有關人工智能的話題,作家早在2005年出版的《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又譯《別讓我走》)中就對克隆技術的倫理面向以及人的本質進行了探討,即克隆出來的器官捐贈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人,人是否擁有形而上屬性的靈魂等命題!犊死c太陽》探究了人工智能機器人的普遍應用對社會組織結構和人際關系帶來的影響和后果。同時,小說還涉及了基因編輯技術的潛在風險,環境惡化帶來的不良影響,工業化加速發展導致的規模性失業潮,以及社會發展過程中人所面臨的工具化和同質化趨勢與精神倦怠等問題。作家選擇人工智能機器人克拉拉作為敘事者,以寓言的形式揭示我們時代的諸多悖謬,特別是技術崇拜和工具理性的濫用。石黑一雄試圖向讀者闡明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可能給生活世界造成的殖民化后果。本文擬從加速、失控和共鳴三個角度就小說體現的技術理性批判展開分析,認為小說一方面揭示了技術理性的有限性和失控風險,提醒讀者應當警惕技術拜物教和科學主義,另一方面則指出了一條復歸原始體驗、重建與世界的共鳴關系的救贖之路。

      石黑一雄

      一、加速社會的增長邏輯和技術拜物教

      小說的敘事者克拉拉是一位“人工智能朋友”(AF),整部小說圍繞著她的觀察和記錄而展開。小說的背景設置在近未來的平行世界,這是一個海德格爾所認為的“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的時代,人類利用科學這一工具對世界這一客體進行全方位的把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對現代理性原則進行剖析,認為現代社會存在著兩種理性邏輯——通過精確計算以追求功利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和追求道德、價值評價的價值理性。法國思想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在對人與技術關系的思考中開創了“競速學”(dromology)理論,“專門關注由速度引起的現象,或者準確的說,專門關注速度決定或限制諸現象如何向我們顯現”。按照維利里奧的“灰色生態學”觀點,不斷提升的速度帶來的時間和距離污染“決定著人類的命運”,“在追求速度的競賽中,人類把自身排除出存在的前提和基礎,把自己交給了技術加速度”。按照法國技術哲學家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的定義,技術“并不是指機器、技術,或達到目的的這個或那個過程。在我們的技術社會中,技術是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中(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理性地達到并具有絕對效率的所有方法”。追求絕對效率暗合了加速社會的增長邏輯,正如埃里!じヂ迥吩赋龅闹浼夹g社會的兩大原則,即“一件事只要技術上可能實現就應當去做”以及對“效率和產出最大化的追求”。

      小說中呈現的就是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和工具理性的諸多弊端日益顯露的加速社會。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加速界定了現代社會的動力、發展與改變邏輯,以及推動力”。他把加速定義為“經驗與期待的可信賴度的衰退速率不斷增加,同時被界定為‘當下’的時間區間不斷在萎縮”。羅薩區分了三種不同的加速范疇,即“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步調加速”。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是由一種嚴密的時間體制所管制、協調與支配的,而且這種時間體制完全不具有什么倫理觀念”。正因如此,“社會加速在晚期現代已經轉變成一種不再需要外在驅動力的自我推動系統……科技加速、社會變遷,以及生活步調的加速,已經形成一種環環相扣、不斷自我驅動的反饋系統”?茖W技術的革新往往意味著社會組織結構的重組和權力的再分配。在小說中,正是科技的加速發展催生了大批的人工智能機器人,他們承擔了很多過去由人類完成的工作,使生產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人工智能的普及也導致了失業和貧困的加劇,比如喬西的父親保羅就因技術改造而被機器人“替代”。其次,工具理性的祛魅進一步助長了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肆意改造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小說中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庫廷斯機器”表明這是一個生態環境不堪重負的世界。盲目追求絕對效率是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只要一兩天的工夫,你就能完全改變整片土地上的布局”。在小說中,人們不是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疾病,而是進行基因改造,提升機體的性狀與功能,從而提高效率;基因提升成為一種在社會上立足和自我實現的必要途徑。里克的母親出于某種原因沒能為自己的孩子進行基因改造,這意味著里克將被放逐到這個社會邊緣和底層的位置。盡管他有很好的天賦和能力,他仍舊很可能會失去上大學的權利,無法享受那些基因被提升過的孩子們才擁有的特權。

      在倫理缺位的加速社會中,道德秩序和價值判斷被放逐到了邊緣地帶,社會結構也發生深刻的變革。促成小說中基因提升技術普及的因素正是社會不斷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使得“提升”成為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萍嫉募铀俨坏珱]能給生活帶來便利,反而讓現代主體成為了某種“罪責主體”。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小說中的家長們選擇給孩子施行“提升”,而像里克一樣沒有接受“提升”的孩子會遭到區別對待,無法融入所謂的社群,也喪失了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機遇,最終淪為底層的“赤裸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里克和克拉拉這樣用之即棄的新型奴隸有著相似的命運。然而,技術拜物教帶來的并不全是安然無虞的成功允諾,通過克拉拉的觀察和敘述,讀者能夠覺察到基因編輯技術不僅帶來了階級焦慮和生存恐慌,編輯過程發生脫靶也可能導致巨大痛苦和創傷。小說中喬西的姐姐薩爾在“提升”后患上某種疾病,最終不幸離世;喬西本人也與病魔進行著不斷的抗爭。石黑一雄本人對基因編輯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不無憂慮,他曾指出像小說中的“CRISPR”這樣的基因編輯技術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可能會破壞人類原有的核心價值,例如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可以憑借自身努力向上流動的信念等。然而,隨著基因改造技術的普及,一大批生來就得到“提升”的嬰兒將會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原有的組織方式和人們的固有觀念。在小說中,里克在喬西組織的聚會上顯得格格不入,一位得到“提升”的孩子說道:“你根本就不該來到這里!绷硪晃患议L則故作姿態地感慨道,“我們中的有些人比較幸運,另一些則不那么幸運”。處于不同階層的人不再交往,基因沒有得到“提升”決定了一輩子都是輸家。這樣的加速社會和對技術的盲從帶來的是德國韓裔思想家韓炳哲筆下的“肯定性的暴力”,“人類整體都演變為一架效能機器,順暢無阻地運轉,力圖最大化地發揮自身的功效”。技術的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失控的風險和“自我剝削式主體”——意外事件更頻繁發生,主體日益趨同,普遍過勞和倦怠。

      二、失控的風險和他者的消失

      社會加速一方面導致了失范(anomie)、生活世界的異化和人的精神危機,另外一方面也帶來了日益增加的風險以及同質化趨勢的加劇!讹L險社會》一書的作者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將風險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這意味著只要對不可控因素加以掌控,風險是可以規避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認為風險“源自人類改變歷史進程以及自然形態的企圖”。他區分了外部風險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后者是指“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在吉登斯看來,我們正處在一個日益失控的社會,“我們生活的社會和物質世界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人為不確定性’”。試圖掌控風險的嘗試往往帶來更大的風險和失控,“人們日益認識到現代性問題不一定能通過更高的現代性解決”。在小說中,失控的風險體現為技術進步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以及功績社會的肯定性暴力對個體的壓制與規訓。小說中有關事故的描述暗示這種失控的風險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常態。雖然存在著脫靶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基因提升技術似乎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像里克這樣的“減速綠洲”成了少數的例外!疤嵘笨此剖莻體的自主選擇,但是如果選擇放棄“提升”,那么孩子將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可控因素。在韓炳哲看來,“肯定性的‘能夠’比否定性的‘應當’更有效率”。他用醫學術語描述了當下社會的肯定性暴力帶來的后果:“21世紀伊始并非由細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經元主導。各種精神疾病,如抑郁癥、注意力缺陷多動癥(ADHS)、邊緣性人格障礙(BPS)或疲勞綜合征(BS)主導了21世紀初的疾病形態。它們不是傳染性疾病,而是一種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學上他者的‘否定性’導致,而是由一種過量的‘肯定性’引發!

      在沒有禁令的肯定性社會里,個體唯有不斷自我剝削和提升,“將自己困在一架不斷加速、圍繞自身旋轉的瘋狂競爭(hamsterrad)之中”。小說中沒有對喬西所患的疾病進行明確說明,而她后來又奇跡般地康復,這也可以借用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的軀體化(somatization)理論,將喬西的身體不適視作她的精神疾病引發的身體癥候,她的這種“軀體化的表象掩飾了一種被抑郁支配的情緒狀態”。于是,“個體經歷了嚴重的個人和社會問題,卻通過身體這一媒介來解釋、表達、體驗和應對這些問題。個體的損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經歷的失敗、沖突都被轉化成關于疼痛和身體障礙的話語,這事實上是一種關于自我以及社會世界的話語和行動的隱喻”。

      由于兒時見證了姐姐薩爾的悲慘遭遇,喬西的這種軀體化表象或許是創傷后遺癥引發的精神障礙,也可能是功績社會下“肯定性暴力”造成的抑郁和倦怠。當下生活中,人們為了在激烈競爭中集中注意力而濫用阿德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的現象同樣值得深思,這些原本用來治療多動癥(ADHD)的藥物成了讓人們避免停頓和休息的神經增強劑,表明當下的“功績社會作為積極的社會,逐漸發展成一種‘興奮劑社會’”。

      此外,技術的加速發展也改變了人們對于時間、空間和地方的傳統認知,帶來了社會的同質化和“他者的消失”。傳統的交往變得不再必要,正如喬西的媽媽所說,交往“對于你和你們這代人而言,這會是一樁挺讓人頭痛的事”。其原因一方面可以歸結為科技的發展使得很多交往活動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例如,喬西只需要拿著“矩形板”通過屏幕就可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這些得到提升的孩子明顯喪失了個性,成了一批同質化的工具人;作為無差別的存在,他們的聚會淺薄且無意義。在這里,受到科技進步庇蔭的“賽博格”們聚集在一起,開展著形式上的虛假交往,他們的交流空間成了回音室,“他者的切近讓位于同者的無差別性”。他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如善良、溫暖、共情、付出和對差異的尊重,而這些恰恰是克拉拉和里克身上具備的特質。除了孩子之外,成人世界中的交往同樣乏善可陳。小說對于母親的工作語焉不詳,只透露她身著“高級別的辦公室服裝”,工作異常忙碌。母親和她的朋友們一樣,屬于認同基因提升技術的科學主義者,從她們的聊天中可以看出,在這個社會里階層區分的標志就是是否獲得了“提升”。喬西的父親保羅歸屬于一個神秘的社群,他們大多是因為技術發展而失業的工程師們,這些人代表著一種反抗的減速的意識形態,站在了技術崇拜的對立面,試圖“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過上體面而充實的生活”。

      小說中對技術理性做出堅決抵抗的是工具-目的理性的產物——機器人克拉拉。與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的管家史蒂文斯一樣,她也是一位恪盡職守的仆人。順從、克制,從不違抗主人命令,這些特質是編入AF內部程序的設置。一旦被購買,她們就會忠誠地陪伴在主人身邊,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主人的健康、安全和快樂。而一旦新的AF產品問世,孩子就可能將原有的拋棄,這些舊產品像克拉拉一樣,最后在堆場耗盡余生。顯而易見,人與AF的關系注定是不平等的,克拉拉的程序設定中只有利他和奉獻,不存在自我和索取。她堅信承諾的價值,在和喬西初次見面后,因為向喬西承諾自己不會離開商店,她拒絕了其他對她感興趣的孩子。和人類世界的功利與善變相比,克拉拉的世界里道德和價值理性占據了核心位置。進入喬西家后,克拉拉盡職盡責,在喬西身體狀況惡化時,她不惜冒著犧牲的風險,從自己頭部取出溶液破壞機器,期望喬西能獲得太陽的特殊庇佑,轉危為安。而喬西的母親克麗西卻正好相反,她早已經計劃利用科技手段讓克拉拉在喬西離世后頂替喬西。這一近乎瘋狂的怪異舉動背后,是作家對于究竟什么是人的深沉拷問?ㄅ翣柕舷壬倪@段話揭示了用AF取代喬西這一計劃背后的科學主義理據:

      我們這代人依然保留著老派的情感。我們的一部分自我拒絕放手。這一部分自我仍然執著地想要相信我們每個人的內核中都藏著某種無法觸及的東西。某種獨一無二、無法轉移的東西。我們必須放手,克麗西。那里什么都沒有。喬西的內核中沒有什么是這個世界的克拉拉所無法延續的……你需要的不是信心,只是理性。

      這一計劃并未最終實施,因為克拉拉的祈禱和犧牲似乎換來了太陽的憐憫與幫助,喬西得以平安長大并且離家去上大學。在克拉拉身上,我們看到了作為技術產物的仿生人對技術理性的抵制,她的真誠、善良和奉獻精神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三、原始思維和共鳴關系的復歸

      《克拉拉與太陽》的故事雖設置在近未來,但石黑一雄向讀者呈現的是一個與當下有很大相似性的社會。人類一方面通過基因改造獲得某種提升,增強機體抵御疾病的能力;另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卻在不斷制造污染,盡管污染可能就是人類愈發脆弱的始作俑者。連克拉拉這樣的仿生人都意識到了太陽的憤怒,認為喬西的怪病一定和制造污染的“庫廷斯機器”有某種關聯。因此,在麥克貝恩先生的谷倉里,克拉拉像原始人一樣把太陽視作賦予世間萬物能量的神祇,承諾自己將成為一名盧德分子,擇機搗毀制造污染的機器。在這里,科技至上邏輯和進步的迷思與原始思維呈現了張力。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即原始思維和現代思維。在布留爾看來,原始思維是一種前邏輯思維,它不區分現實世界和超自然世界,而是從直覺出發,對事物進行整體的把握。和邏輯思維的矛盾律不同,原始思維的最主要特點是互滲律(mystical participation),“社會集體存在的本身往往被看成是一種互滲,一種聯系”。在原始人的眼中,“天地之間的一切就是一個共同體,所有的部分都可以互相溝通,甚至互相轉化”?死瓕μ柕恼J識體現了這種彌漫著神秘的互滲性的原始思維。在一次偶然的觀察下,克拉拉認為街上的乞丐和他的流浪狗之所以“死而復生”是因為太陽的特殊光線照到了他們身上。此后,克拉拉就對太陽產生了近乎宗教般的膜拜,渴望在麥克貝恩先生的谷倉里與落山的太陽會面并請求太陽用特殊的光線治好喬西的病。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中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自我,“一個是現代的、被包裹起來的……‘緩沖的’自我(buffered self);另一個是更早的、迷魅世界的‘可滲透的’自我(porous self)”。所謂迷魅(enchanted)世界,就是“我們祖先生活其間的那個充滿種種神靈、鬼魔和道德力量的世界”。和工具理性對外部世界和客體進行中立的把握不同,“在迷魅世界,人格的能動性和非人格的力量之間的界限,并非完全是劃定清楚的”。對于可滲透的自我而言,外界事物的影響是無法抵擋的,而對于現代的、緩沖的自我來說,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著明晰的界限,主體憑借理性賦能,以漠然的(disengaged)態度對外部客體進行擘畫。作為現代技術文明的產物,克拉拉身上卻體現著這種“可滲透的自我”,在她看來,自我與世界、心靈與外在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外部一些“‘充上力’的物體不僅能夠影響我們,而且還能影響世上的其他事物”。太陽就是克拉拉眼中擁有神秘力量的物體,正如原始人賦予一切現象以人格化的特征一樣,克拉拉將太陽和造物主等同起來,她面對太陽的祈禱和承諾體現了科學主義的有限性,無論基因編輯的力量如何強大,卻也無法治好喬西的怪病,最后不得不依賴宗教般的禱告與祈福。小說中喬西的病情最終神奇般康復,進一步印證了科技的偶然與不確定性?茖W主義的信奉者認為科學高于一切、可以解釋一切,認為人類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藉由科學的發展來解決。然而,人類事務中顯然存在科學無法解釋或不能涉足的禁地,人工智能無法模擬人性的諸多復雜層面,基因編輯技術也必須被置于倫理準則的嚴密審查之下。

      科學主義的有限性和工具理性的傲慢勢必會把人類與生態系統置于危險境地。原始思維的互滲律和前現代迷魅世界中自我對其在宇宙中位置的感知代表了人與周遭環境相處的一種可能路徑,體現的是一種面對外界事物謙卑的、積極參與其中的立場。人類學家葉舒憲指出:“抽象理性思維作為迄今為止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只不過有幾千年的歷史,而原始思維卻是一個長達數百萬年的漫長歷程!笨死囊赘行院桶萑諆x式帶有泛靈論的色彩,她相信人與非人之間如同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元互聯理論(ANT)所描述的那樣,彼此影響,相互產生作用,這種去人類中心的思維在異化日益加劇的當下社會彌足珍貴。

      羅薩認為加速社會的提升邏輯和增長邏輯會帶來新的異化,他援引了耶吉對異化的定義:“異化是一種缺乏關系的關系”,是一種我們與世界的扭曲的關系。簡而言之,“每當我們既是自愿,卻又違反我們‘真正的’意志在行動時,都可能會覺得被異化了”。在小說中,這種新異化表現為個體在加速社會的時間規范下不斷自我剝削和自我加壓,一切行動看似是自主的,“剝削不再以異化和自我現實化剝奪的面貌出現,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實現和自我完善的外衣”。在對“何為良善生活”這一命題的思考下,羅薩提出了共鳴的世界關系社會學,并區分了三種不同的共鳴軸,即與家庭、友情和民主政治關聯的水平共鳴軸(horizontal axis)、與物質世界相關聯的對角共鳴軸(diagonal axis)和與宗教、自然與藝術關聯的垂直共鳴軸(vertical axis)。共鳴本身包含了情感(being affected)、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轉變(adaptive transformation)和不可控(uncontroll ability)四個要素,是對抗異化和加速的救贖道路。共鳴不是協同一致(consonance),而是允許他者的存在,拒絕同質化,尊重差異;其次,共鳴關系中雙方各自“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擁有各自的自主性;最后,共鳴關系的生成存在不可控性,它不被工具理性所掌握,完全跳出“現代性無休止地將世界變得可操控、可預測、可接觸、可通達的欲望”?死砩象w現了這種對共鳴的世界關系的渴求。她擁有細膩的觀察力和極強的感受力,對外界的人與非人的存在都抱有同樣的興趣和理解的意愿,這不同于科技主宰下的現代社會里人的聲音凌駕于其他一切事物的“靜默宇宙”。和小說中其他角色不同,克拉拉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不是冷淡、靜默和毫不理會的異化關系,她對外部事物的觀察和吸收體現出一種“與外部世界的基本糾纏”(a basic entanglement in the world)。也許因為克拉拉本身是依靠太陽積蓄能量,她對太陽的光輝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極大的熱忱,認為太陽的某種特殊光芒可以治愈頑固的疾病,同時認為城市里的污染是對太陽不利的,所以和太陽達成約定,以摧毀制造污染的機器換來喬西的健康。和克麗西訴諸科技和人工智能手段不同的是,克拉拉的拜日行為具有節日慶典的神圣性和儀式感,她與太陽的互動表現出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謙卑,認識到自身及能力的有限性,坦然面對世界的未知和不可控?死鎸μ柕钠矶\帶有靜謐祥和的宗教氛圍,因為“慶典時刻是永恒的”,這與功績社會盲目追求“關鍵績效指標”(KPI)的聒噪形成了鮮明對比,“神圣時間是充盈的,工作時間則是空虛的”。不同于肯定性暴力的自我剝削,克拉拉的自我獻祭代表著一種否定性和禁忌,在人類追求加速的視域下,我們應當重建一種和世界的共鳴關系,承認工具理性的局限性,重新錨定自我在社會生活和整體環境中的位置,正如韓炳哲所說,我們生活的現代世界“成了一座百貨商店……失去了和上帝、神圣、奧秘、無限、崇高的聯結……應當把商店改造成一個慶典場所,在其中生命才能獲得應有的意義”。石黑一雄從一位“非人類”機器人的視角,批判了技術理性的自負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并預示了唯有在價值理性維度上重構人類與世界的共鳴關系,才能在社會加速的狂潮沖擊下,尋找緩沖的地帶和超越的可能。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2年第3期,“新作評論”欄目,責任編輯王濤,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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