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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達夫、魯迅、林徽因筆下的節令往事
      來源:北京青年報 | 時間:2022年08月12日

      文/肖伊緋

      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民間俗稱“七月半”。俗話說“七月半,鬼亂竄”,也即所謂“鬼節”,較為正式的稱謂是“中元節”,是為祭祖祀神的重要節日。舊時中元節的祭祀時間是整個農歷七月,南北各地根據各自習俗,擇日舉辦祭祀活動,有放河燈、祀亡魂、焚紙錠、盂蘭盆會等等。

      1928年農歷七月

      “小鎮文青”郁達夫,寫成小說《盂蘭盆會》

      1928年8月29日這一天,正值農歷七月十五日,也即這一年的中元節。

      此時的著名作家郁達夫,心情相當郁悶。因為力挺魯迅,與昔日一幫文友意見不合,已然脫離了自己就是發起人之一的“創造社”,這般境況之下,豈止是心情郁悶,簡直就是極度抑郁。因為在滬上文壇不斷受到質疑與抨擊,好不容易出版了一部《達夫代表作》,還被當局查禁。一時間郁達夫憂憤交加,卻又無可奈何,身心俱疲,便暫時搬離了上海,遷居至杭州郊外某處暫避,這一避就是好幾個月。這一年的夏秋兩季,郁達夫從一位風頭正勁的“文壇健將”,畫風突變,轉瞬間成了“小鎮文青”模樣。這一年7月間寫給友人的信中,有這樣的話語:

      ……我自己也好像是受了催眠術者的暗示,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沒下去。遷居到這一個小鄉鎮后不知不覺又是兩個月了,沒有事情,從沒有到熱鬧的上海去過。

      直至這一年的9月底,已然入秋,郁達夫仍然心情不佳,健康狀況也不是很好,繼續留在小鎮上避暑養病,與滬上文壇的交道,幾乎是完全隔絕了。9月末曾有一天去過上海,次日即又返歸小鎮,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曾這樣告知其近況:

      ……我因為身體不好,近來不大到上海來。入秋以后,萎靡得尤其厲害,幾乎咳嗽都不敢大聲的咳,為的是怕惹是非。即使像今天似的偶爾到上海一回,也不過是買點書報,買點食品而已,明朝一早,就要趕車到鄉下去的,所以見面的機會,在近一兩月之間,怕難以得到。

      可就正是在這樣憂患交加、萎靡不振的小鎮歲月里,郁達夫還是終于強自振作起來,就在這一年的中元節前后開始醞釀擬稿,寫成了一篇題為《盂蘭盆會》的小說。

      這篇不足五千字的微型小說,以江南小鎮上一年一度的“盂蘭盆會”為背景,細致入微地描述了少年“樹澄”與女孩“蓮英”,在赴圓通庵上香祭祀途中初遇的情形,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少年情竇初開之際,對心上人念念不忘卻又始終逃避遠離的復雜情緒。

      應當說,整部小說并沒有什么宏大高遠的人文關懷與時代寓意,倒更像是在憶述作者自己的一段少年往事——文中多次出現的以英文字母標示的地理方位代號“F市”,恐怕就正是暗指作者原籍浙江富陽(今杭州市富陽區)。同時,在小說中出現的江南地區中元節前后的風俗細節描寫,也應當是時年33歲的郁達夫,在憶述自己少年時代親力親為的種種景況,否則不會如此的自然親切。也即是說,小說中關于“盂蘭盆會”的描寫,或即可視作20世紀初江南地區中元節期間的某種實況之憶述。

      小說《盂蘭盆會》完稿后不久,于同年9月20日,即刻發表在了《大眾文藝》雜志的創刊號上,雜志主編即是郁達夫本人。顯然,郁達夫認定自己在這一年中元節前后創作的《盂蘭盆會》這部小說,是符合“大眾文藝”這一概念范疇的,也是符合其一貫的文學主張的。誰也沒有料到,看似已隱居到鄉野小鎮里,一直避暑養病,頗有些一蹶不振之勢的郁達夫,竟然在這一年的中元節前后重新振作了起來,要在憤而脫離“創造社”之后,自行創造出一個文藝“新世界”,重新打拼出一方“新天地”來了。

      1933年農歷七月

      郁達夫的“雜談”,魯迅的“漫談”

      如果說郁達夫寫《盂蘭盆會》,是對自己少年時代的中元節觀感有所記述的話,五年之后的1933年農歷七月,他又撰發了一篇《雜談七月》,研討了中元節以及盂蘭盆會等傳統習俗問題。文中把北平與紹興的中元節習俗都列舉了一番,其中有這樣的記述:

      ……七月十五的盂蘭盆會,這典故的出處,大約是起因于盂蘭盆經的目蓮救母的故事的……因目蓮救母的故事而來的點綴,還有七月三十日的放河燈與插地藏香等鬧事。從前寄寓在北平什剎海的北岸,每到秋天,走過積水潭的凈業庵頭,就要想起王次回的“秋夜河燈凈業庵”那一首絕句。聽說紹興有大規模的目蓮戲班和目蓮戲本,不知道這目蓮戲在紹興,是不是也是農民在七月里的業余余興?

      這篇《雜談七月》,刊發于1933年8月27日《申報·自由談》之上。當時已舉家移居杭州的郁達夫,回想起往昔暫寓北平期間所見識過的中元節習俗,復又聯系到當時江浙一帶的節令習俗,尤其是經常聽聞到的紹興“目蓮班”盛況,遂饒有興致地寫下了這么一篇雜文。

      實際上,與郁達夫一直是摯友,郁達夫也一直力挺的紹興人魯迅,應當對此最有發言權。就在《雜談七月》一文刊發四天之后,即同年8月31日,魯迅寫成一篇《秋夜漫談》,也談到了中元節的習俗問題,于9月13日發表在了《申報·自由談》之上。

      不過,魯迅筆下并沒有談及紹興的中元節習俗,只是就眼皮子底下的上海人過中元節的情形,來了一番冷嘲熱諷;寫下的文字,純是白描式的勾勒,并不是什么研究,倒更像是一位過客,當街走一走,湊近瞅一瞅罷了。文中有這么一段話語:

      再前幾天,夜里也很熱鬧。街頭巷尾,處處擺著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著蒼蠅,青蟲,蚊子之類,還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詞:“回豬玀普米呀吽!唵呀吽!吽!”這是在放焰口,施餓鬼。到了盂蘭盆節了,餓鬼和非餓鬼,都從陰間跑出,來看上海這大世面,善男信女們就在這時盡地主之誼,托和尚“唵呀吽”的彈出幾粒白米去,請它們都飽飽的吃一通。

      說到對中元節的不感興趣,在這一番白描式的勾勒之后,魯迅坦言:“我是一個俗人,向來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陰間的……”后邊的行文,魯迅只是捎帶著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抗戰不力、一敗涂地的不滿,以及對當局“不抵抗”政策卻又虛張聲勢的不屑,又洋洋灑灑寫下了兩大段文字。

      當然,若把寫成這篇《秋夜漫談》的時間,往前挪移整整十年,即1923年的農歷七月間,魯迅也是談到過中元節的,且這次還真與紹興的中元節習俗有關了。1923年8月2日,因家庭矛盾,搬出了北京八道灣寓所的魯迅,當天下午即搬進了磚塔胡同61號暫寓。那一年的中元節,是8月26日?赡芤簿驮谶@一天之前不久,隨同魯迅一道搬遷至磚塔胡同的原配夫人朱安,問及“七月拜”相關事宜,似乎是要張羅著過中元節的事情了。只不過,此舉竟令魯迅頗感不滿與不快。

      據考,朱安提及的“七月拜”乃紹興習俗,即每年農歷七月十四這一天,民眾都要進行的祭拜活動。事實上,無論是“目蓮班”,還是“七月拜”,這些紹興中元節習俗,與當時江浙滬等南方地區的中元節習俗,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彼此之間相互融合、緊密互動的態勢,一直維持到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前后。

      1932年農歷七月

      林徽因詩詠“蓮燈”,緬懷舊友

      話說就在這郁達夫“雜談”,魯迅又“漫談”的前一年,即1932年的農歷七月間,且明確的就在“七月半”這一天,一代才女林徽因在北平香山,寫下了一首看似與中元節有關的詩歌,題為《蓮燈》。詩云: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

      正中擎出一枝點亮的蠟,

      熒熒雖則單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驕傲的捧出輝煌。

      不怕它只是我個人的蓮燈,

      照不見前后崎嶇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著人海的浪濤

      明暗自成了它內心的秘奧。

      單是那光一閃花一朵——

      像一葉輕舸駛出了江河——

      宛轉它飄隨命運的波涌

      等候那陣陣風向遠處推送。

      算做一次過客在宇宙里,

      認識這玲瓏的生從容的死,

      這飄忽的途程也就是個——

      也就是個美麗美麗的夢。

      二十一年七月半,香山

      1932年的農歷“七月半”這一天,即公歷8月16日,林徽因在北平香山寫了這首《蓮燈》。次年,1933年3月,這首詩與另一首同樣是林徽因所作的《中夜鐘聲》,同時刊登在了《新月》雜志的第四卷第六期之上。其中寫道:

      ……

      像哭泣,

      像哀慟,

      將這僵黑的

      中夜

      葬入

      那永不見曙星的

      空洞——

      應當說,《蓮燈》這首詩,隱約透露著深沉微渺的感傷情緒,可以將之視作一篇浪漫主義色彩的自由詩。沒有時間落款的《中夜鐘聲》,則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情調,全篇都彌漫著相當沉重郁結的氣氛,仿佛一首關于訣別的哀歌。如果將這同時刊登于同期雜志之上的兩首詩,都視作林徽因于1932年農歷“七月半”前后的作品,再聯系到1931年11月19日,準備參加林徽因演講會的徐志摩墜機遇難事件,不難發現,這兩首詩作,或者說至少《蓮燈》這首詩,是明確寫于徐氏遇難之后的首個中元節期間的。那么,浪漫主義色彩的自由詩也罷,訣別的哀歌也罷,恐怕都是對這位不幸遇難的詩友最好的祭奠方式罷。

      值得注意的是,林徽因筆下的“蓮燈”,雖看似與北平中元節期間燃放的“蓮花燈”相仿,無非只是省略了一個“花”字的“簡稱”罷了,可是逐句細讀之下,稍微熟悉北平中元節傳統習俗的讀者就會發現,這一詩意盎然的“蓮燈”,乃是既被賦予蓮花般外形,又被賦予了河燈功用,可能又有“蓮花燈”意趣的詩意想象之物。那么,故都北平的農歷七月間,在燃放河燈、蓮花燈及“燈會”的舊俗,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故都北平的農歷七月

      河燈荷燈蓮花燈,“今日中元如上元”

      且看當年北平的舊報紙上,對于中元節舊俗,既有宣傳造勢的動態報道,也不乏如數家珍的掌故介紹。譬如,1931年8月26日的北平《實報》之上,就曾刊發過一條題為《北海賽荷燈》的簡訊,向廣大市民通告:

      廿八日為廢歷中元節,本市人民習慣,除舉行祭掃墳塋外,晚間并燃放蓮花燈,北海公園歷年于是日散放河燈,現在該公園,定是日晚間舉行花燈彩船比賽大會,以助游人興趣。

      據此簡訊報道可知,時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江浙寧滬等南方各地,官方已明令嚴禁的中元節民俗活動,在北平還完好如初地存續著。以平津地區為代表的華北地區,雖然亦有相當程度的官方管控,可至少中元節期間祭掃墳塋、燃放河燈、糊蓮花燈等民俗活動,還是得以完整保留與存續了下來?梢哉f,上個世紀的上半葉,整整半個世紀以來,故都北平的中元節傳統習俗,雖屢經時局動蕩與戰火侵擾之影響,可仍舊幾乎完好如初地保留了下來。

      即便“盧溝橋事變”爆發兩年之后,時至1939年的8月29日,即這一年的中元節這一天,北平《實報》這份統共只有四個版面的市井小報,還專門為這一節日辟出一個版面來,推出了“中元節專葉”。言及這一份頗為特別、難得一見的“中元節專葉”,不得不提及版面上一篇題為《今日中元似上元》的文章來。此文記述當年北平中元節期間燈會之盛,恍若與正月十五鬧花燈一般,并引《京師竹枝詞》里“詠河燈”詩末句為證,感慨稱“今夕中元似上元”。除了懷舊與感慨之外,文中還將河燈、荷葉燈、蓮花燈的燃放與制作習俗娓娓道來,文中這樣寫道:

      今晚所放的河燈有兩種:一種是用油紙做的:一種是在小荷葉里插上一枝蠟,燃點起來,放乎中流,熒然萬盞,漂流無定,倒是很可一觀。像這種河燈,又豈是上元節的那些燈所能及的?

      河燈以外,就是那些大大小小五色繽紛的蓮花燈了,形式既各不同,顏色更是好看,誰見了,也得要買一盞回去點點。小孩子更都要點上一盞小蓮花燈,拿在手里,連覺都不肯睡。

      荷葉燈,是把那完整的大荷葉連梗摘了來,到晚上,點上蠟,高高擎起,就和一把小傘似的。那冉冉的綠光,能把人的臉都映成綠色。這種燈是既不費錢,又很簡便,還顯著別有風味。

      讀罷這三段不過二百余字的簡要記述,河燈、荷葉燈、蓮花燈的基本概念,已然清晰明了。其中,河燈也可以是用荷葉制作而成的,故又可稱之為“荷燈”;不過,這可不是“荷葉燈”的簡稱,荷葉燈乃是直接帶梗的大荷葉制成的,燃放時需“高高擎起”,與那些投放于河流中的“荷燈”是兩回事兒。

      “中元節專葉”推出的前一年,即1938年的農歷七月間,北平《實報》雖然并沒有辟出專版,推出“專葉”的創舉,可還是于當年的8月3日,特別推出了一篇以《中元節的點綴:蓮花燈》為題、關乎這一節令習俗的專題報道,將這一傳統習俗的來龍去脈表述得一清二楚。

      這“今日中元似上元”的北平中元節,想來為那些在這一特殊節日里寄托哀思的人們,又賦予了些許繁華似錦、浮生若夢的新鮮觀感,以及可以由之引申而來的,關于鏡花水月、夢幻泡影的某種深沉領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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