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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學與中華文明經典系統建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 | 時間:2022年12月07日

      文/李四龍

      人文學科的研究必須從經典文獻和語言文字入手,思想的創新需要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問題。古典教育在當代中國的內涵和意義,并不局限在知識層面上的傳承與研究,而是反思和接續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脈,與世界文明體系形成有機的整體。

      什么是“古典語文學”

      按照通行的說法,古典語文學是古典學的組成部分。在現代大學里研究古代經典,其出發點并不像在古代社會是為了給這些經典培養傳承者和實踐者,而是試圖以實證的方式還原或再現古代文明。

      我們今天在看到古代文本時,其實早已得益于歷代古文字學家和古文獻學家的工作,他們對這些文本做了辛苦的考訂篩選。文本的識讀和考訂,是古典語文學最枯燥、最基礎的工作。

      作為現代大學學科體系里的古典語文學,并不以古典主義的人文教養為目的,但這并不是古典語文學的錯誤。古典學作為領域更寬廣的學科,必須承擔古典語文學在學術以外的使命。

      “中國古典學”的邊界

      “古典”在中國古籍里,既可以專指上古的典籍,也可以泛指古代文獻,同時還可以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說,“古典”一方面指古代的典籍,另一方面也指這些典籍所記載的典章制度。典,既可指典冊或典籍,也可指典例。所以,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應以古代經典為中心,但也可以擴展到廣義的古代文明。

      今天的中華文明遭遇新的歷史情境,即全球化共生格局取代了此前的儒家天下觀。厘清中國古典學的內涵和建設目標非常重要,我們今天對待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再拘泥于“信古”和“疑古”的邏輯循環,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釋古”上。

      筆者個人相信,重構中華文明的經典譜系,是建設未來中國文化的必由之路。

      東方學與世界文明體系

      討論古典學的學者,大多提到古希臘文化在歐洲歷史上的中斷。古典學的工作使他們的文化能與古希臘羅馬的經典思想直接相連,把后者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其18世紀以來的古典學,還給同時興盛起來的“東方學”提供研究和學術基礎。這樣做的結果,古典學幫助歐洲社會走出中世紀,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釋放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光芒。另一方面,借助于東方學的構建,古典學使古希臘羅馬文化獲得了接近于人類文明制高點的話語權,乃至于世界上好多地方出現了“言必稱希臘”的現象。也就是說,歐洲東方學的興盛,得益于歐洲社會普遍重視的古典教育。

      在19世紀的歐洲大學,古典教育風光無限。在古典學方法延伸到東方學的過程中,世界文明體系的圖景在西方社會逐漸清晰,并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影響“世界史”的建構。

      東方學讓西方人對東方社會了如指掌,而亞洲人對西方社會并沒有太多的認識。豐富的東方知識,成功地建構了西方對東方的話語權。

      直到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引用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化或東方社會的解釋,卻很少能對西方社會、西方思想做出學理上的批評或重構。在這樣的語境下,古典學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特別重要。我們需要一批熟知西方歷史、思想和社會的專家,更需要一批真正能給中華文明賦予一種世界意義的專家學者,能在世界文明體系里找準中華文明的位置。

      中華文明確實不同于西方。支撐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僅有世代流傳的經典系統,還有蘊含在這些經典里的核心價值觀,用于塑造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中國古典學的使命,因此并不完全是學術的,同時也是實踐的體系,與傳世的價值系統有直接的關聯。語文學、解釋學和世界史,是中國古典學最重要的學術工具。

      中華文明經典系統的重構

      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是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結束,最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這一段古史很復雜,有的人很相信古史,有的則完全否定。中國古典學的重任之一,如裘錫圭所言,是這段古史的重建。而對歷史專業以外的學者來說,古書的重建可能更為重要。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出土文獻,有很多出自戰國和西漢初的古墓?梢哉f,現在是兩千年來古書重建的最好時期。

      裘錫圭提出“古典學的重建”,有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即要依靠出土文獻走出疑古時代。但他也不是主張“信古”。在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一方面要糾正疑古過頭的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過頭的傾向。近年來,在學術界“走出疑古”的氣氛中,信古過頭的傾向已明顯抬頭,F在最需要對先秦兩漢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出土文獻現已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大的熱點之一,清華、北大等高校都有一批出土竹簡,時不時有新的重要成果問世。簡帛是繼甲骨文之后對中國古典學影響最大的新資料,現在應有意識匯總簡帛研究的新成果。但是,這個匯總工作,肯定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而是意味著一次精神的蛻變,內蘊文明觀念的重大突破。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的經典系統發生過兩次大的調整,也就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分類系統。前者把漢代保存的典籍分為“六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后者把隋代保存的典籍分為“四部”,即: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后附道經、佛經。技術性的書籍在四部分類法里被邊緣化了,道經和佛經得到了重視。不過,兩種分類法都把儒家典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從漢代開始,儒家的經典譜系發生了多次變化,在歷史上有“五經”“七經”“九經”,乃至廣為流傳的“十三經”,“四書五經”則又成為儒家核心經典最通行的說法。中國古典學確實應該把儒家經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畢竟不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了,老莊等諸子百家,《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部經典,楚辭、漢賦、唐詩等歷代文學經典,乃至道經、佛經,亦可視為支撐中華文明的基本經典。哪些典籍可被列入中華文明經典?這需要長時段的理論解釋。經典結構的調整與知識分類體系的重大轉變直接相關,但哪些典籍能被稱為經典,既要有卓越的理論闡釋或藝術表現,也取決于社會的實際需要。因此,這里涉及復雜的解釋學工作,很多時候是在“重讀”古典,每一次深刻的重讀,往往表現了一種新的學科視野,甚至誕生了一門新的學科。以往我們從事古典文獻研究,基本上被稱為“文史”工作。但如果想要重建中華文明經典譜系,研究方法上則要兼容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從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的視角出發,可發現新的經典組合。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重新理解以前被普遍忽視的自然科學類古籍。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知識體系再一次進行重大調整,從“四部”轉變為現代西方學術意義上的“七科”,逐漸發展出今天的學科體系。我們的教育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傳統的書院轉變為新式的學堂,逐漸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研究生院的現代教育體制,也就意味著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和評價機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樣的轉變中,以往支撐書院的經學,失去了社會組織的依托而趨于黯淡,而以真理或客觀自居的哲學占據新式教育的中心位置。經歷了這么多的重大變化,支撐中華文明的經典是什么?學術界并沒有想清楚,中國社會也沒有取得完全的共識。

      所以,我們今天對中華文明經典既要有學術意義上的“重建”,還要有思想意義上的“重讀”。北大國學研究院推出“新編新注十三經”,突破了傳統的儒家經典范圍,把《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孫子兵法》列為中華原典。社會上還有“佛教十三經”“中醫十三經”等不同的典籍匯編,也是一種經典的重構。國家圖書館召集一批著名學者,選編“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從2017年起陸續出版,涉及各個學科門類,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對中華文明經典的再認識。

      中華文明經典系統能對中華文脈有所表現,但還不全面。中華文脈代表中華文明的傳承,代表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這要由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身體力行。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時代,重建或新建中華文明的任務非常艱巨,必須放在世界文明體系的大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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