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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寫作”:探索文學新路,為生態文學提供實踐經驗和樣本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22年12月13日

      文/李喆

      清水河自然寫作現場畫家寫生

      “自然寫作試驗田”揭牌

      “自然寫作營”烏蘭哈達火山站

      內蒙古文學驛站在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掛牌

      新世紀的2021年,《草原》文學雜志開年便做了一件大事——“自然寫作”隆重登場,似一縷拂面清風,令眾多文學愛好者眼前一亮。新開設的“自然寫作”欄目,由張煒、阿來、葉梅、梁鴻鷹、施戰軍、陳應松、鮑爾吉·原野、馮秋子、劉亮程、任林舉、艾平、李青松、興安、格日勒其木格·黑鶴、蘇滄桑、陳濤、傅菲、阿霞等作家、評論家、報刊主編共同發起,并聯合《文藝報》、中國作家網共同推薦,團結文學的力量,以重要版位和大量篇幅,倡導作家重新認識自然和“自然寫作”,高揚自然文學的大旗,助力我們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確立為“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這些重要的方針和政策,為生態文明建設,為我們國家的永續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創作確定了主旋律。

      新時代10年,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以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彰顯出自身的歷史定位。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兩年耕耘,“自然寫作”這塊試驗田正煥發出勃勃生機,結出炫目的果實,為自然文學、生態文學提供了實踐經驗和寶貴樣本。在此過程中,尤其令人期待的是,那些發起者的發掘與探索,名家大咖的交流與灌溉,使很多文壇新人在“自然寫作營”深受啟發,創作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發起“自然寫作”倡議,首期《草原》“自然寫作營”在烏蘭布和沙漠啟動

      2021年4月23日,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一輛奔馳的巴士車上,十多位知名作家、詩人們正以興奮、敏銳的目光,注視著車窗外閃過的沙漠、湖泊和草原。車廂的氣氛十分熱烈,剛走出城市的作家們正交流著關于“自然寫作”的經驗,爭論在一個個具體話題間激蕩。

      當下,生態文明建設正改變著人們的認知和生活。由此,很多人感到好奇,為什么發起“自然寫作”的倡議?“自然寫作”欄目前言中這樣說:“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也是我們國家‘十四五’規劃的戰略決策。今天,我們倡導‘自然寫作’正是對這一宏偉藍圖的響應與期待!恫菰冯s志作為一個邊疆的文學園地,作為以草原文化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學載體,希望肩負起這個責任,以期引發文壇和作家們的關注和回應!弊鳛榘l起人之一的評論家興安坦言:一直以來,文學領域內對“自然寫作”“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等相關概念并不生疏,國內的文學報刊也不乏相關題材的作品,但《草原》舉一家雜志之力主推,聚集起國內多位知名作家、評論家重新倡導和推出“自然寫作”,并形成規模,顯示出獨特與不凡的氣度。

      興安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考量,中央號召和力導生態文明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保護環境、關注自然和生態平衡成為人們的共識。由此,“自然寫作”的提倡和興起是應時而生、順勢而盛,“是作家和文學對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環境,對人類未來發展的一種自覺、反思和擔當”。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寫作”是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一次集結、整合和梳理。他同時認為,提倡“自然寫作”,并非要求作家都跑到荒野上去,“它應當是一種身心的凈化,讓我們重新思考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找回已經被我們遮蔽或丟失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

      事實上,“自然寫作”的倡議發起后,很快得到文壇眾多作家的回應與贊賞。尤為可貴的是,許多重量級作家坦誠相見,以勇于擔當的氣概積極探索這一寫作領域的同時,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自然寫作”的進程。

      在這一點上,《草原》第一期“自然寫作”欄目刊發的張煒的隨筆《我行走,我感動》,以其深遠的立意引發文壇和社會的關注。張煒在文中闡述了對“自然寫作”的思考,他說:“關于人和自然的關系、關于大自然題材的寫作,我們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粉碎大詞和概念,回到個人的沉默思悟中,在沉浸中與表述對象有一番心靈的共振。由此,進入個人的生命體驗!

      短時間內召集落地第一期“自然寫作營”的體驗活動,困難可想而知。而“自然寫作營”的開營啟動究竟如何做到的?內蒙古文學雜志社社長、《草原》雜志主編賈翠霞頗具行動力,她在致開營辭時開宗明義地說:此番《草原》聯手國內自然和生態文學大家、報刊主編共同發起,呼吁中國的作家們走出書齋,直面感受大自然的雄渾與敬畏,為的是以文學的良知遵循自然倫理,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在她看來,《草原》之所以扛起“自然寫作”這面旗幟,一方面是因為“草原”本身有著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深刻內涵和生命意識;另一方面,內蒙古有著天然的地緣優勢、豐富的地質地貌、多樣的民族文化,這些都成為內蒙古作家天然的豐厚的創作資源!皟H就自然寫作而言,內蒙古的作家們一定大有可為!

      沙漠里的雨趕來湊趣,就此,在風聲、雨聲、爭論聲中拉開了“自然寫作”論壇的序幕。烏蘭布和沙漠的開營現場,作家、詩人路遠、興安、廣子、拖雷、西涼、鮮然、李建軍、劉惠春、于永強、劉敏等人十分激動,他們從對“自然寫作”的理解、創作經驗與感受等方面出發相繼發言,既有對“自然寫作”的思考和碰撞,也有對今后寫作計劃的交流與探討。大家紛紛在第一站營旗上簽名,并舉行了營旗交接儀式。隨后,他們冒雨走向荒野,在烏蘭布和沙漠中徒步登山梁、過沙海,穿越戈壁曠野,開展考察史前摩爾溝巖畫、露天礦坑、遠古植物,篝火夜談等一系列活動,與自然展開傾情對話。

      第一次參加“自然寫作營”的作家們心中懷抱著一種興奮與期待。當一行人深入烏蘭布和沙漠腹地,展開帳篷,扎下營地,經過一番風雨洗禮后,無一不被曠野之中蘊含的大自然的力量所震撼和感動。

      連續五期“自然寫作營”走進草原,重新思考自然與人,關切人文與社會

      “自然寫作營”為自然寫作的創新提供了充足的先決條件,兩年耕耘后,創作成果漸漸顯現出來。

      我們不妨一起回望這兩年的《草原》“自然寫作”成果——徐剛的《金沙江筆記》、梁衡的《五十年前的河套日記》、蔡測海的《牛下麒麟豬下象》,三位文壇老將都拿出了自己年度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徐剛,以詩人的情懷徜徉古今,將歷史與現實、文化與自然景觀融于一體,行文疏朗、大氣而激情飽滿。

      此外,中年作家成為“自然寫作”的主力軍,陳應松、北村、蔣韻、王松、鮑爾吉·原野、皮皮、荊歌、雷平陽、葛水平、李青松、任林舉、程青、陳繼明、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棉棉、傅菲、蘇滄桑、龐余亮、馮良、半夏、王族、葉彌、江子、盛可以、凸凹、丁立梅、古清生、季棟梁、周蓬樺、楊獻平、楊海蒂、寶貴敏、了一容、宋曉杰、盛慧、王蕾、于蓉等作家,都在自然寫作方面展現出實力和成績,可謂是佳作頻出、各持分量。同時,“自然寫作營”也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寫作人才。

      在“自然寫作”這個集體中,“80后”乃至“90后”“00后”是一支正處在上升階段的群體,他們思想活躍,身體力行,其中的成果有周華誠的《陪花再坐一會兒》、東珠的《昆蟲八寶宴》、周李立的《分水嶺》、簡兒的《春天的食物》、鐘媛的《平野春事》、阿娜的《林深處的育兒室》、蘇先生的《一個人的萬物牧歌》、鄧文靜的《逃跑的牙齒》、曉角的《瞧,這些人鄰》等。

      這兩年的許多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李青松在《大興安嶺筆記》和《牦牛與野牦!分,對于“兩山”理論指引下中國林業從經濟產業全面轉型為生態文明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深刻變化,對于維護物種多樣性為目標的系統決策之間的落差錯位深懷關切和思考。皮皮的《大樹來途》寫了一位老人與一棵橡樹的奇妙關聯,老人不僅是這棵樹的所有者,更是將其作為自己生命的寄托和親人,為此她要盡全力保護它,以及與之相關的周圍所有,即使在旁人看來不近人情。王松的《誰是誰的樹》則記錄了中國鄉村中農民與樹的不同尋常的關系,神秘的靈魂文化和喪葬習俗,關乎生者的歸宿與死者的安寧,讓人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產生浮想。

      “自然寫作”對內蒙古的本土作家來說,有著得天獨厚的地域和文化優勢,況且他們中的不少作家原本就有“自然寫作”的經驗。像作家艾平、蘇莉、王建中、特·官布扎布、劉惠春、謝春卉、安寧、娜仁高娃、海勒根那,詩人成子、溫古、廣子、農子、李建軍、阿爾斯楞、李文俊、趙劍華、曾煙、蘇華、阿娜、刀客、北琪等。

      文學評論家李林榮仔細展讀了每一期的《草原》雜志,他形容這些文章宛如陣陣呼哨過耳、聲聲號角穿空。哨音和號聲起處,一片“自然寫作”的旗幡飄動。在他看來,從欄目“前言”《自然寫作: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到封二聯袂推出的“自然寫作大家談”主題圖文系列,再到名家張煒的隨筆思辨和王冰、興安、王昉、鐘媛等幾位評論家的學理闡發,簇擁著、匹配著接連亮相的114位作家的百余篇散文、小說和多組詩歌,蔚然形成一派隆重標舉“自然寫作”的堂堂之陣。

      “自然寫作營”作為一種新的生活和寫作方式,得到越來越多國內和區內作家、評論家的積極響應和支持!恫菰贰白匀粚懽鳡I”走得腳踏實地,一步一個營地,體現著文化自信。不論是烈日炎炎下第二站的庫布齊沙漠,還是瑞雪飄飄中第三站的烏蘭哈達火山,草原上挺拔綿延的群山似在訴說著千萬年緘默的歲月,其迸發出的獨特生命力與置身其中的作家們構成人與時空的對話。

      2022年7月,《草原》第四期自然寫作營暨自然文學論壇在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金蓮川草原舉行,在馬頭琴和長調的悠揚旋律中,作家、詩人們探討用文學重新建立、界定、想象人與自然的關聯。這一期“自然寫作營”的活動,筆者有幸參與,對奔騰的賽馬現場和遼闊熱烈的那達慕大會至今記憶猶新,尤其切身體會到生態環境的沃土為生態文學、自然文學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從而懷抱有一種信心和期待:希望未來,自然寫作者能夠以生態文學、自然文學贏得世界。

      藍天如洗,風和日麗。在天地之間的草原深處,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施戰軍線上致辭,著名詩人、作家徐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孟繁華,山西省文聯主席、作家葛水平,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荊歌,《文學報》總編輯陸梅,作家出版社編審、評論家興安,內蒙古作家協會副主席額尓敦哈達,內蒙古社科院文學所原所長、評論家包斯欽,以及來自內蒙古各地的作家和詩人60余人熱烈交流,探討人與自然、人文與社會的關系。

      其間,內蒙古文學雜志社舉行了內蒙古文學驛站授牌儀式。內蒙古文學雜志社社長賈翠霞、副社長格巴特爾向正鑲白旗、正藍旗文聯、草原藝術公社授牌并頒發驛站長聘書。這是內蒙古文學雜志社為緊密聯系基層、服務基層而啟動的一項在內蒙古全區范圍內設立100個文學驛站的宏大計劃。這個計劃得到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有力支持,他親筆為“內蒙古文學驛站”牌匾題字。

      九月的金秋,第五期自然寫作營以“鄉村文學藝術現場”為主題,迎來了吉爾格楞、汪劍釗、王祥夫、安琪、娜仁琪琪格、周華誠、牛敏、孫玉寶、莫尼、烏日娜、張放等國內外50多名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參與。別開生面的是,他們走進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蒙清公司的萬畝粟米田,揮動鐮刀,體驗秋收的辛勞和喜悅,以文學、攝影、繪畫、音樂描摹豐收之樂,抒寫自然之美。賈翠霞在現場說,希望作家、藝術家們更多地走進鄉村,了解和關注“三農”尤其是農民的生活,在鄉村振興和新時代山鄉巨變中充分展現文學和藝術的力量,而這也是此次自然寫作營的意義所在。

      《草原》與《文學報》南北呼應,優秀作品和文學新人不斷涌現

      眾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積極推進下,“自然寫作”獲得全方位拉動效應,似一組清麗的田園牧歌,在新時代奏響生態文學的序曲。

      事實上,近兩年來“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已經引起文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人民文學》《十月》《詩刊》《散文海外版》《光明日報》《天涯》等報刊雜志相繼開設專題。2022年6月,《文學報》推出“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再討論”欄目,引發作家和評論家的積極響應。該欄目的主持人興安直言,這是《草原》和《文學報》,一南一北,對自然和生態文學的遙相呼應,前者是創作實踐,后者是理論探討。

      越來越多投入“自然寫作”的新銳作家愈發意識到,到大自然中去,能激發出不少“金點子”。值得肯定的是,《草原》刊發的眾多國內自然文學的佳篇力作,相繼被《新華文摘》《文藝報》《小說月報》《中國當代文學選本》《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文學教育》等權威報刊、選刊、選本累計40多篇(次)選載!渡⑽倪x刊》則以小輯形式重點推出“草原生態散文特輯”。其中,龐余亮的作品《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獲得第十三屆“萬松浦文學獎”。而最新一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中,就有王松、龐余亮、江子等三位作家參與了“自然寫作”的創作。

      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刊于《草原》的10篇作品入選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2021生態文學年選》,其中包括李青松的《牦牛與野牦!、周華誠的《陪花再坐一會兒》、龐余亮的《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劉惠春的《春天,在西鄂爾多斯》、東珠的《昆蟲八寶宴》、海勒根那的《草原上的事物》、葛水平的《樹的蔭涼寬容而縱深》、孫改鮮的《烏蘭布和草木》、棉棉的《隱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紀小村》、張煒的《我行走,我感動》。

      毋庸置疑,能夠入選對生態文學寫作的思考和關注、對生態文明思想和生態保護理念的解說和宣揚具有文學和文化層面雙重意義的《中國2021生態文學年選》,對“自然寫作”來說十分有意義。如同該選本主編李青松在“代前言”《生態文學的立場》中所說,“就這個選本整體來說,它可以代表2021年度中國生態文學的水準和高度!

      實踐與理論并行,“自然寫作”的試驗田結出生態文學的果實

      對新事物、新經驗的探求,往往需要一邊進行理論上的討論和建設,一邊進行實踐中的試驗和檢驗,這樣才會找出正確的結論和方向。近年來,《草原》的“自然寫作”猶如一方自然寫作的試驗田,在時間和實踐中開墾,不斷開花結果。

      正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施戰軍所言,“自然寫作,是有關我們與萬物玄妙聯系的哲學,是有關心靈與生靈無限親近的詩學。將‘自然’自然地交融于‘我思’,把‘自然’自然地生長于‘我在’——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就在于呈現自然的本然,并使一度自大或自貶的人設,正心定位。自然不是供我們放逐和迷失的,只要寫作,就免不了‘人’的干預,關鍵是找到‘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之間的恰當分寸,從而給生命以力,賦文學以能,和有緣的萬象共生價值!

      《文學報》主編陸梅認為,一段時間來,我們很多人對什么是自然文學、什么是生態文學,有很多的思考、討論和紛爭。有一天聊到這個話題時,她與興安一拍即合,“不如開設一個欄目,把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放置在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新的方法論的維度下,我們再來看自然的問題、生態的問題,文學又該怎么回應、怎么重新界定、怎么重新想象”。她同時談到,“自然寫作”在當下有新的要求,“文學僅僅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遠遠不夠,文學還應該看到人與第二自然、與第三自然等等關系的新變,文學在這些新變面前怎樣選擇、如何行動?比如日新月異的山鄉巨變、鄉村振興,文學怎樣回應這個時代之變?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一些新的經驗、新的形態、新的主題和新的視野出現,同樣也需要文學做出回應”。

      在評論家孟繁華看來,“自然文學”古已有之,人與自然早就是和諧與共、不可分離的書寫對象。之所以今天提出“生態美學”“自然文學”,是因為人與自然界都發生了變化,或者說,人對自然的索取超過了自然的承受,人無限夸大的自我想象終于受到了懲罰!暗水吘惯是有反省能力的物種,適時地檢討和反省人類的行為,便有了‘自然文學’的提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自然文學’首先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文學!

      評論家李林榮認為,從生態文明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的大背景看,像《草原》這樣通過年度主題欄目的精心編發和理論呼吁,對它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更對全國文壇乃至于海內外華語寫作者,高調提倡“自然寫作”,確實是適時之舉。在《〈草原〉上揚起新風幡》一文中,他直抒胸臆:比起當年喧騰一時的“新寫實”“新體驗”“新都市”等城市范兒和書齋味兒十足的批評口令或概念標簽,“自然寫作”的字面意思顯得憨樸透明、直接平易。但越是如此,求其確解也就越難。在談論“自然寫作”的聲浪高漲處,比砸下一塊塊森嚴的界碑、豎起一支支嚴格的標尺更振奮人心的是全力放飛一片創作意念和閱讀期待的箭雨,讓它們了無掛礙、呼呼掛風,帶著凌厲的氣勢,越出稠密的城市生活圈,直奔四面八方的廣袤天地而去。至于它們最后落地的方位和命中的目標如何,待具體的文本成果一一產生,然后再詳究細品也不遲。

      (作者系北京青年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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